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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27日，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二期以“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为题在南京举行。首日，作家周嘉宁以“虚构世界的旅人”为题作了主题演讲。周嘉宁一直是个安静甚至有些羞涩的写作者，但可能正是这种安静，使得她有了持续写作并且不断深入的能力。而且，在羞涩的背后，往往流露出她对文字的坚定和执拗。“本来我想聊一聊作为一位写作者，我在虚构世界里所看到的风景，但是首先我不确定，这个世界是否可被语言清晰描述；其次我不确定当我把这个世界用语言固定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形成某种偏见或误解。”所以，她有些“任性”地把主题抛开，希望顺着思路自由蔓延出去。周嘉宁的写作与自身的青春记忆密不可分。上个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十年，构成了“80后”周嘉宁的“青春半径”，与她的青春相交织的，她说，首先是伴随着世纪末而来临的躁动。“那时我们心中充满希望，充满对新世纪到来的具体想象。我记得年春天，歌手朴树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我去年》，里面有一首《newboy》成为我17岁的人生主旋律：这儿有一只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轻松一下WINDOWS9/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这就是上世纪末的城市青年对于新世纪的想象。”“我的很多同龄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我们一起经历过世纪之交的那一天，可能也忘记了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曾经对未来抱持着多么热切的期望，以及伴随热切期望而产生的强烈不安感。”基本美这种青春视角完全与当时不同于中年写作。尽管共同经历了90年代，但周嘉宁觉得自己似乎和金宇澄处于平行世界。金宇澄对90年代的描述让周嘉宁觉得非常动人，充满了饭局、奇奇怪怪的人和故事。“很喜欢听他讲这些，因为我能够想象每一个当事人的那种喜气洋洋，以及喜气洋洋消逝后留下的伤感印记。”在周嘉宁看来，金宇澄在他的虚构世界里维护了90年代的温柔，但她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我的青年时代不知不觉参与了整个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我16岁之前住过的所有房子都被拆除了。从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拆迁’是所有上海市民生活中一个重要且司空见惯的词语。大家都在讨论拆迁。大人们对拆迁抱着一种在情感和经济之间的复杂情绪，而孩子们则显得普遍乐观。新建的小区，光秃秃的绿化带，但每个人都很高兴，把这一切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下来。在我们眼中，这里就是新世界开始的地方。”拆迁过程结束之后紧随而来的是漫长的建造过程。年，周嘉宁考入复旦大学。到复旦第一天，她去洗澡，就看到了墙上写着大大的英文：THEFUTUREISNOTSET（未来是不确定的）。尽管后来这行字被涂掉了，但依然还有印记，印证了周嘉宁的大学时光。“我对整个大学的记忆就是里里外外，从学校到家都在建造，全部都是工地。”这段时期周嘉宁感到迷惘和烦躁，但同时又精力充沛、青春无敌。“整个世界以非常完整和强烈的形态扑面而来，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探索，想要去占领。”她那时常常骑着自行车一直骑到黄浦江的入海口，而为了努力地接近这个城市，她还重复地做着着一件看起来很傻的事情：在浦东骑车到轮渡码头，然后坐船过黄浦江再骑到复旦上课。“但这个过程很愉快，因为可以在城市的荒凉中偶尔看到一些奇异之处：建了一半的大型雕塑，像外星人的遗迹一样。因为资金中断建了一半的楼房，又像是巨大的伤口。”到了夜晚，周嘉宁又看到探照灯照在工地上的搅拌机、打桩机，看不到人，四处传来的巨大响声，望着那些空洞，她产生了类似幻觉的体验：这个世界会通向哪里？被填补之后会变成怎样？未来的我是否会永远记住这一刻？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是周嘉宁最深刻的青春记忆，这也成为她创作的重要题，年她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上海化身为虚构的“桃城”。这个城市充满了因为建设而出现的巨大空洞。“桃城四季如冬天，到处是废轮船、工厂，空气中飘散着铁锈味。”周嘉宁说。理论上来说，桃城可以成为周嘉宁虚构世界的起点，但因为这是个封闭的世界，没有办法溢出和生发，最终就只能成为她虚构版图中废墟般的存在。为纪念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友谊而建的Druzhba疗养院后来，顺着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周嘉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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