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民晚报

伴随着我童年和青少年的声响，是上海各处工地施工的声响。打桩机震动人心的声音和水泥搅拌车日夜运转的嗡嗡声里，城市内高楼拔地而起，改变了天际线的轮廓，也改变了人们居住的水平。那时，电梯还像一件稀罕的精密仪器，很长一段时间，高层住宅里的电梯，即便住户也不能随意触碰，为此，就有专职的电梯员。我记得童年随母亲去补习老师家。老师就住在这么一幢有电梯员的高层住宅楼里。

那是一幢一层楼有十几户人家的房子，在当时也算新鲜的居住模式。走进楼道，右手是信报箱，左边是电梯。大厅光线不佳，散发着不太通气的味道。电梯到达时，轰然一声响，整个大厅被电梯内的灯光照明了。

我不喜欢补课。去老师家对我来说等于上刑场。进入电梯就是升向刑场之路。因此我特别珍惜那最后几秒的自由光景。时隔多年，我还是能记得电梯轿厢内的苹果绿色，和校内常见的护墙板是一个颜色。电梯员是中年女性，坐在电梯轿厢里。如公交车售票员一样有一个供她专用的小凳子。她戴一个红袖箍，问你要去几楼，然后拿出一根小木棍按键。木棍按键的那一端包着布头。剩余的时候她用一只口袋装着毛线，双手翻动，编织着什么。到了冬天时，就有了答案，那毛线成为椅子套，套在她的凳面上了。有时她也会在开电梯的间隙啃一口馒头或者饼干。也像一个售票员一样，她用一只大号装咖啡粉的瓶子装水喝。只是她的边上没有窗口，没有任何风景。当然，或许她也能看到风景，就是进出这幢大楼的人。

那差不多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光景。在年的老电影里，李保田饰演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作家。住在北京那种一层楼有十几户人家的高楼里，楼里也有个开电梯的女人，兼收发住户信报。作家穷困潦倒被处处碰壁，多年籍籍无名，电影一开头就是他被妻子嫌弃无用，两人要去离婚，夫妻俩穿着臃肿冬衣，面无表情穿过大楼长长的狭窄的走道，几分钟的时间里没有一句对话。看得让人压抑。直到最后两人走向电梯间。令观众的情绪也松了一口气。

在遇到种种不容易后，作家回家，打开电梯门就看见开电梯的女人在和门房说笑。看见是他，那女人轻蔑地把厚厚的退稿信递给作家，奚落他“家里怎么堆得下哦”“现在收废纸的可值钱了”。作家一言不发，大力撕碎退稿，门房见状安慰“都是你的心血啊”，而向来聒噪的开电梯的女人完全不响了。她自知过分了。那被撕碎的稿纸，纷纷扬扬在轿厢里撒了一地。

但日后，也就是这个开电梯的女人，借给作家零钱救急，当从晚报上看到作家名字时，开电梯的女人第一个通知他，语气瞬间温柔下来“老师你的文章见报了”。她就成了那幢无情的混凝土建筑里的春风。她掌握所有住户的秘密，她什么都知道。而那篇成为作家生命转折的见报文章的名字是《等待春天》。

我总记得这幅画面。

封控在家的时候，邻居用电梯输送团购物资。大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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